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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文转载自人民食物主权论坛，原文标题《中国养殖业资本化的大跃进：各地禁养区密集拆除中小养猪场》，是学者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，研讨各地针对养猪行业出台的禁养*策及其实施对这一养殖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，对不同层级养殖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影响，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公平与发展的社会问题研究。文章指出，中国养殖业规模化、资本化正在一条毫不留情地碾压中小养殖户的道路上进行大跃进。2006年*一号文件提到“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“，2016年一号文件再次明确农民主体论。然而现实是，在最近各地*为环保而大规模清拆猪场行动中，中小养殖户不仅因为猪场被关停而失去了生计，而且很多连补偿款都拿不到。虽然文章研究的主要是养猪行业，作为禽畜养殖的另一极，各地自年初以来展开的面向养鸡行业的禁养*策和相关拆除工作在山东等地显得更为声势浩大。因此，该文的分析对养鸡行业这一重要养殖业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。此外，养鸡和养猪还有一大区别，因低成本和养殖条件的相对灵活，养鸡曾经并且目前仍在部分地区作为扶贫致富的重要路径，养殖群体及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数更为庞大，因禁养和拆除而影响到的社会群体也就相应更为底层更为广泛。

　　2014年中小养殖户因为市场风险已经遭遇了新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碾压。那年持续低迷的生猪价格伴随着饲料价格高企，中小户遭遇收益减少和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，亏损惨重。与之相反的是，正大、温氏、新五丰等大型养殖企业逆市扩张，加大生猪养殖规模30万头至400万头不等。可见，市场没有农民主体论。

　　那么，*有没有农民主体论？最近各地的猪场清拆，涉及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中下游、长江中下游等地。其结果是，大部分中小农户出局；同时，*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（年出栏0.5-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）。由此看来，*的眼里只有规模，也没有农民主体。

　　*此次的猪场清拆是为了解决农业污染问题。问题是，规模化能解决环保问题、养殖工业化能提供生态健康和食品安全这些民众渴求的公共品吗？从肆虐90年代的疯牛病，到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，到2009年的猪流感，这些震骇全球的瘟疫哪一个不是与规模养殖密切相关？

　　农业的未来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工业化农业；一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组织化+生态农业。前一条是西方的老路，它对生态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诟病、被反思。既然*提出农民主体论这一方针，那为什么在*策上、在财*补贴上却走着碾压农民的西方老路呢？

　　因为靠近水源地，刚过了年，江西樟树市临江县的农民简民（化名）在村支书的带领下，拆除了自家年出栏2000头的猪场。上千头的年出栏量在当地只算中等，生猪养殖是樟树市的支柱产业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占总市场50%以上，如今，和简民建在同一条河边的猪场几乎已经全部拆除。

　　粗放的畜禽养殖被认为是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。2014年，国务院颁布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，在环境敏感区域划定“禁养区”、“限养区”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厂。2016年底，国务院在《“十三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中为这项环保行动设置了最后期限：2017年底。

　　养猪场首当其冲，在生猪养殖过程中，粪便处理不当产生的污水极易造成水源污染，中国出台了《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》，结合“最严”新环保法，在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中下游、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猪场清拆行动。

　　鸡年春节后，环保整治死线临近，中国各地密集出台加强畜禽“禁养区”落实工作方案。根据总体方案，禁养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风景名胜区；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；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等。

　　小猪场被关停“得不偿失”，大企业过环评反获补贴

　　在水网丰富的南方地区，生猪养殖产业规模大幅削减。浙江2014年9月底就开始对畜禽养殖大力度整治，2015年其生猪年存栏和出栏量分别减少24.3%和23.7%。在江西樟树，曾作为支柱产业的生猪养殖遭到整治：全市的6871户养猪场中，计划关停6522户养猪场，猪场关停率近95%，栏舍面积减少79%。

　　简民的养猪场曾经申请到*发放的环境改造补贴，并用这笔钱建立了污水处理池。但他承认，处理池并没有达到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，再加上位于禁养区，最终关闭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简民认为，这是樟树市发展粗放养殖业造成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“目前建成的几千家猪场，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前置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。”他说，2011年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出台后，很少有企业真正达到排放标准。

　　中国大部分养猪场都正在为环保付出代价。山东济宁鱼台县一位养猪户告诉财新记者，由于位于禁养区，农民贷款修建的猪舍被拆除。高价购买的小猪还未养肥就不得已低价卖出去，损失惨重。而当地*以没有养殖证为由，不提供拆迁补偿。

　　拆除猪圈“得不偿失”，是养殖户的心病。尽管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规定，划定禁止养殖区域，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，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，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*依法予以补偿，但各地实践情况不一。

　　比如，有媒体披露了天津宁河区的补偿方案：各类猪舍补贴从300-550元/平米不等，母猪产仔、育仔床2500元/套。存栏生猪按母猪1000元/头、仔猪360元/头、育肥猪280元/头进行补贴。这一方案普遍获得养殖户的认同，但许多地区并未达到这一水平，甚至并不是所有被拆除者都获得了赔偿。简民称，在樟树市只按照拆除面积进行了补偿，生猪自行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在樟树市，依然有几百家养猪场留了下来。其中不乏一些虽然处于敏感区域，但是规模巨大的龙头企业、纳税大户，这些企业经过环评，在被认定达到“绿色生产”标准后，并未被关停，还获得了环保补贴。

　　“*策对于小猪场肯定不利，但另一方面，从整个行业来说也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、疫病防控、食品安全等问题，中国就是因为散养户太多，才导致了很多的问题。”一位畜牧业内专家告诉财新记者。

　　农业环保整治：依托龙头企业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契机？

　　“环保空前加压，是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，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。”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艳丽告诉财新记者，中国正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，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。在2017年*农村工作会议中，也明确指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，优化经营结构。

　　对生猪养殖来说，猪出栏大于500口，就可算作规模经营。根据《全国生猪发展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，到2020年，中国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%。比2014年底的41.8%增加超过10%。

　　根据上述文件，到2017年，中国将在原有4179家国家级示范场的基础上，再创建500家示范场。此外，还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，年出栏0.5-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，每个项目单位可补贴50万-100万元，用于改扩建、良种和粪污、死猪无害化的环保项目升级等。

　　另外，此次整治，势必导致生猪区域养殖产能发生调整。水网较少、粮食丰富，土地广阔的东北及内蒙地区正向南方生猪及饲料企业抛出橄榄枝，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温氏、大北农都已经宣布了在东北兴建1000万头生猪养殖场的计划，此外还包括雏鹰农牧700万头、正邦600万头、中粮300万头的项目。

　　然而，获得*策扶持并有能力转移的多为大生猪企业。中小规模养殖户因生态禁养而被迫将猪栏拆除后，大多都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往何处。陈艳丽强调，各地在执行禁养区*策时，要避免“一刀切”或其他不当方式，确保*策执行公平公正合法，防止在目前供给偏紧的情况下大面积拆除对生猪养殖业造成重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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